第32章 重说道德 (第14/18页)

己成物”，佛家说“自渡渡他”，常常是公中有私，群中有己，有随机进退的弹性，讲一份圆融和若干分寸，既少见“爱你的敌人”基督教名言那种高强度博爱，也没有“他人即地狱”存在主义名言那种绝对化孤怨，避免了西方式的心理宽幅震荡。这一种“中和之道”相对缺少激情，不怎么亮眼和传奇，却有一种多功能：往正面说是较为经久耐用，总是给人际交往留几分暖色；往负面说却是便于各取所需，很容易成为苟且营私的伪装。这样的多义性被更多引入当代国人的道德观也不难理解——大家眼下似乎都落在一个犹疑不定的暧昧里，说不清自己到底想要什么。

    不过，有一点不同的是，中国先贤在圆滑通之外也有不圆滑通，在放行大众的庸常之外，对社会精英人士另有一套明确的精神纪律，几乎断然剥夺了他们的部分权益。《论语》称“小人喻于利，君子喻于义”；又说君子“谋道不谋食”“忧道不忧贫”。《孟子》强调“为仁不富”，提倡“富贵不能yin，贫贱不能移，威武不能屈”的“大丈夫”品格，指出君子须承担重大责任义务，如果只是谋食，那当然也可以，但只能去做“抱关击柝”打更的小吏见《万章下》等。柏拉图在《理想国》中似乎更为苛刻，颇有侵犯人权之嫌，其主张是一般大众不妨去谋财，但哲学家就是哲学家，不得有房子、土地及任何财物，连儿女也不得家养私有，还应天天吃在“公共食堂alleattogether”——这差不多是派苦差和上大刑，肯定会吓晕当今世界所有的哲学系。哪个哲学系真要这么干，师生们肯定会愤愤联想到纳粹集中营和中国“文革”的“改造思想”，然后一哄而散，甚至喷泪狂逃。

    显然，中外先贤的经验是“抓小放大”和“抓上放下”，营构一种平衡的精